
阿绮波德·立德(Alicia E. N. Little,1845—1926),世称立德夫人,是19世纪末深入晚清中国腹地、极具影响力的英国女性旅行家、社会改革家与纪实作家。1887年她随丈夫来华,1906年离华归国,在华生活游历整整20年,足迹跨越长江三峡、川渝西南、浙东江南、华北京津等地,是近代西方罕见的、长期扎根中国民间、全方位深度调研佛教文化的域外学者。20年间,她遍历中国佛教名山与知名寺院,多次留宿古刹亲身体验寺院生活,近距离接触禅宗高僧、普通僧尼、文人士绅居士与底层信众,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与宗教偏见,以细腻笔触记录晚清佛教的真实生态。她不仅系统梳理佛教的社会功能、慈善实践,更展开深刻的理性反思与跨宗教比较,以著作向西方世界全面呈现中国佛教的异域风貌与文化内涵,搭建起中西宗教文化对话的桥梁,其考察记录与思想感悟,成为研究晚清佛教社会史、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学术遗产。
一、立德夫人著述出版及相关研究概况
(一)核心著作出版与海外传播
立德夫人在华旅居及归国后,先后出版六部以中国社会、文化、宗教为核心的英文纪实著作,均以一手实地考察为基础,在欧美地区广泛出版发行,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众认知中国、了解东方宗教的权威读物,彻底打破了此前西方对中国佛教碎片化、刻板化、偏见化的认知:
1. 《在中国的婚事》(Marriage in China,1896):首部聚焦晚清中国女性的专著,重点探讨佛教对女性信众的精神慰藉、尼姑庵的社会功能,关联宗教伦理与女性生存境遇;
2. 《熟悉的中国》(Intimate China,1899):其佛教观察的奠基性著作,全面记录城乡佛教寺院运转、僧团日常修行、民间信众信仰生态,是研究其早期佛教认知的核心文本;
3. 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(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,1901):游记体代表作,也是佛教考察内容最详实的著作,完整记录川江三峡、重庆、峨眉山等地寺院风貌,佛教慈善、僧人状态、民间信仰细节极为丰富;
4. 《李鸿章:他的生平与时代》(Li Hung-chang: His Life and Times,1903):从晚清政治视角,间接呈现清廷官方对佛教的态度、佛教与封建治理的内在关联;
5. 《北京指南》(A Guide to Peking,1904):专门梳理北京地区佛教寺院分布、建筑特色、礼佛民俗,细化都城各阶层佛教信仰状态;
6. 《我的北京花园周围》(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,1905):晚年回忆录,深化对佛教社会功能的理性反思,系统提出佛教改良建议,是其佛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。
(二)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
学界对立德夫人的研究历经长期积淀,研究重心逐步拓展:
1. 海外研究:早期聚焦其在华社会活动,后期将其游记纳入近代中西跨文化交流研究范畴,零星涉及佛教观察分析,始终缺乏专项、系统的宗教研究;
2. 国内研究:前期以女性史、社会史为核心,代表作有《立德夫人与清末反缠足运动》《晚清寓华西方女性的中国书写》等;近年逐步转向文化与宗教领域,《立德夫人笔下的晚清佛教生态研究》《西方游记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佛教慈善》等论文,初步挖掘其佛教史料价值,但尚无专门研究其佛教思想的专著,研究深度与系统性仍有较大拓展空间;
3. 研究价值:立德夫人的佛教考察记录,弥补了国内史料侧重佛教义理、忽略民间社会实践的短板,成为还原晚清佛教真实面貌的核心域外史料。

二、生平与在华轨迹:
域外观察者的佛教调研之路
(一)立德夫人与丈夫的在华经历
立德夫人1845年生于葡萄牙马德拉群岛,早年在英国接受教育,从事文学创作与女性权益社会活动,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与人文关怀素养。1887年,她与英国知名商人、探险家阿奇博尔德·约翰·立德(又称立德乐)成婚,随后随即远赴中国,开启长达20年的在华生涯。
其丈夫立德乐是近代中国西部开发的先驱,1859年便来华经商,深耕长江流域贸易,极具冒险精神与开拓意识。1883年,他只身乘木帆船溯江而上,耗时40天抵达重庆,完成川江航道首次探险;1898年,他亲自主持建造蒸汽轮船“利川号”,并亲自担任船长,冲破三峡天险,耗时22天从宜昌成功驶抵重庆,成为首位驾驶轮船通航长江上游、开辟西南航运的外国人,被清廷授予从三品官衔。在渝期间,他创办立德乐洋行,经营猪鬃、山货等进出口贸易,同时持续开展地理考察,著有《穿越长江三峡》《峨眉山之游》等作品。夫妇二人定居重庆龙门浩,深入内陆民间,有时乔装男性规避世俗偏见,广泛接触各阶层民众,为立德夫人深度调研佛教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实地基础。
(二)全域式佛教考察与寺院留宿经历
立德夫人的佛教考察,是贯穿20年在华生涯、覆盖全国的沉浸式田野调研,并非走马观花,而是亲身留宿寺院、深度体验宗教生活:
1. 普陀山留宿: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观音道场,她先后三次登临普陀山,均留宿山中普济寺、法雨寺,亲身体验寺院晨钟暮鼓、僧人早课晚修、信众朝拜祈福的全过程,细致观察海上佛教名山的寺院规制与宗教仪式,记录僧团日常修行与慈善布施细节;
2. 浙东寺院留宿:在宁波探访天童寺、雪窦寺时,留宿寺院数日,与禅宗高僧交流佛法义理,了解江南佛教丛林的管理制度、僧团修行规范,见证士绅居士与寺院的慈善合作模式;
3. 川渝寺院留宿:在重庆华岩寺、金佛山山间寺院,多次留宿体验,感受西南民间佛教的质朴风貌,与地方僧人、乡村信众深入交流,亲眼见证灾荒时期寺院施粥济贫的全过程;
4. 北方寺院探访:迁居北京后,走遍西山碧云寺、卧佛寺、潭柘寺、戒台寺等寺院,虽未长期留宿,但多次入寺观摩法事、参与寺院活动,对比皇家寺院与民间寺院的差异,梳理北方佛教信仰特征。
此外,她还探访乐山凌云寺、芜湖荆山寺院、长江沿岸小型寺院等数十座佛教场所,构建起覆盖名山大刹、乡村小庙,兼顾东南沿海、西南内陆、华北都城的完整佛教考察网络。
三、立德夫人对晚清佛教的深度观察
(一)寺院:多元共生的社会公共空间
立德夫人在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中对佛教寺院给出精准定义:“中国的佛教寺院,绝非单纯的宗教祭祀场所,而是集信仰祈福、慈善救助、文化传承、社交娱乐、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公共空间”。
她实地记录各类寺院风貌:普陀山、峨眉山、天童寺等名刹,殿宇宏伟、佛像庄严、院落规整,香火常年旺盛,殿堂布局严谨,佛像造像精美,兼具宗教威严与艺术价值,是一方佛教信仰核心,承担法事举办、僧团修行、佛法教化功能;而乡村山野的小庙,虽建筑简陋、佛像质朴,却香火不断,是乡民日常祈福、节日聚会、闲谈休憩的唯一场所,是基层民间不可或缺的精神与社交载体。
同时,她也敏锐发现寺院的功利化弊病:“太多寺院舍弃了佛法教化、慈悲济世的本心,将重心放在抽签问卜、求财求子、消灾祈福等世俗交易上,僧人专注于收取香火钱、做法事牟利,彻底偏离了佛教的核心教义”。
(二)僧团:素养参差、两极分化的信仰群体
立德夫人对晚清僧群体的描写极为深入,基于长期观察,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,所有评价均源自实地见闻:
1. 高僧大德:她接触的浙东、川渝禅宗高僧,学识渊博、戒律精严、修行笃定,不仅精通佛经义理,能深入浅出讲解佛法,更坚守慈悲济世的初心,潜心修行、淡泊名利,亲自牵头组织慈善布施、教化信众,言行举止尽显修行气度,是佛教文化的真正传承者与守护者。她在《熟悉的中国》中写道:“这些高僧无世俗功利之心,一心弘法利生,以自身言行诠释佛教慈悲、平和、包容的内核,令人心生敬意”。
2. 普通守戒僧人:占僧团多数,虽无高深学识,但坚守佛教戒律、踏实修行,每日诵经、打理寺院、种菜劳作,主动参与施粥、施药、照顾孤寡等慈善事务,待人温和、谦卑有礼,以朴素的行动践行佛法善意,是佛教慈善与寺院运转的核心力量。
3. 劣质僧人:她尖锐批评晚清僧团的普遍弊病,“大量僧人目不识丁,对佛经义理一无所知,仅把出家当作谋生手段,每日敷衍诵经、贪图安逸,甚至戒律松弛,饮酒食肉、结交世俗权贵、追逐钱财,全然没有修行者的模样;部分僧人迎合民间迷信,靠占卜、画符、驱鬼骗取香火钱,彻底沦为世俗化的职业从业者,严重败坏佛教声誉”。
她进一步指出,僧团整体素养的参差不齐,是晚清佛教走向民间迷信化、影响力衰退的核心原因。
(三)信众:功利信仰与理性修行并存
立德夫人将佛教信众划分为两类,精准刻画其信仰状态:
底层民众占信众绝大多数,信仰极具功利性与盲目性,“百姓拜佛、烧香、放生、捐赠,从来不是出于对佛法的理解与信仰,而是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——求平安、求富贵、求子嗣、求病愈,把佛教当成实现世俗愿望的工具,将信仰简化为‘烧香许愿—换取庇佑’的交易,对缘起性空、涅槃解脱、慈悲向善等核心教义一无所知”。
而文人士绅居士群体,则具备理性的宗教认知,多为文人、官员、富商,有学识、有涵养,深入研读佛经,不盲从民间迷信,将佛教慈悲理念与儒家仁爱、道家和谐思想相融合,既在家潜心修行,又积极捐资助力寺院慈善、修桥补路、助学济贫,是连接佛教与世俗社会的桥梁,也是推动佛教慈善、传承佛教文化的核心力量。

四、立德夫人对佛教的态度:
客观辩证、褒贬分明
立德夫人对中国佛教的态度,始终保持客观中立、辩证理性,既无西方传教士的刻意贬抑,也无本土信众的情感偏袒,形成了“肯定价值—直面弊端—理性反思”的完整态度体系:
(一)对佛教的肯定与认同
1. 认可佛教的慈悲内核与人文价值:她高度认同佛教“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、因果报应、向善戒恶”的核心教义,认为佛教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,是引导人心向善、约束世俗行为的精神力量;
2. 肯定佛教的社会维稳功能:她认为佛教是晚清社会的“稳定器”,其隐忍、包容、向善的理念,能安抚底层民众的苦难情绪,缓和社会矛盾,减少暴力冲突,维系社会基本秩序;
3. 推崇佛教的慈善实践:她盛赞佛教慈善是晚清民间最普惠的救助体系,填补了国家福利的空白,在灾荒、战乱、贫困中拯救无数底层民众,是最具温度的社会善举;
4. 尊重佛教的文化艺术价值:她赞叹佛教寺院建筑、佛像造像、壁画书法的艺术成就,认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承载着独特的东方审美与文化底蕴。
(二)对佛教弊端的批判与反思
1. 批判民间佛教的迷信化、功利化:她坚决反对佛教与民间巫术、迷信相融合,反感“祈福求财、消灾避祸”的功利信仰,认为这是对佛教本义的扭曲;
2. 批评僧团素养低下、戒律松弛:她直指晚清僧团人才凋零、修行懈怠、职业化牟利的弊病,认为这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宗教威严与社会形象;
3. 反思佛教的出世保守性:她认为佛教过度强调“出世避世、隐忍认命、追求来世解脱”,忽视现世社会改良,不利于推动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;
4. 诟病佛教对女性的偏见:她反对佛教中“女性业障深重、难以修行得道”的陈旧观念,认为这压抑女性权益,与女性平等、解放的时代趋势相悖。
五、佛教慈善的社会功能
(一)佛教慈善的具体实践
立德夫人在多部著作中,以大量精准原文记录晚清佛教慈善全貌,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宗教慈善的核心史料:
1. 灾荒救济:“每遇水旱饥荒,官府赈济往往滞后不前,甚至克扣截留,唯有城乡寺庙第一时间开仓施粥,大锅米粥终日沸腾,饥民排队领取,僧人不分老幼、不计贫富、不辨信仰,凡来者皆予一碗,这是饥民唯一的活命希望”(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);川渝旱灾时,山中古寺即便香火微薄,仍倾尽存粮救助流民,无数孩童老人因此活命。
2. 日常济弱:寺院广设安老院、育婴堂,收留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、被遗弃的婴孩;常设施衣房,将信众捐赠旧衣洗净修补,分发给贫民;寒冬为街头流浪者提供避风厢房与棉被,避免冻毙街头(《熟悉的中国》)。
3. 医疗救助:民间医疗资源匮乏,精通医术的僧人在寺内开设免费药局,诊脉抓药、分文不取;瘟疫流行时,僧人熬制防疫汤药沿街分发,讲解防疫知识,遏制疫病蔓延。
4. 公共公益:乡间道路、桥梁损毁,僧人牵头募捐修缮;山区寺院在险要路段设立茶亭,夏日施凉茶、冬日供热水;为客死他乡者提供停柩场所,部分寺院开设简易学堂,教乡间孩童识字。
(二)佛教慈善的核心社会功能
她基于观察,深度提炼佛教慈善的四大社会功能:
一是社会稳定缓冲器,填补晚清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空白,缓解民生疾苦,消解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,避免社会动荡;
二是民间道德教化场,僧人以慈善践行佛法,将慈悲、向善、因果、互助的理念植入民间,让不识字的百姓直观接受道德教化,弥补儒家教化的不足;
三是底层民众精神慰藉所,对苦难深重的底层百姓而言,佛教慈善不仅是物质救助,更是被关爱、被尊重的心灵温暖,是支撑其活下去的精神力量;
四是社会秩序维系者,佛教慈善传递的平等、包容、向善理念,潜移默化规范民众行为,让社会在贫困动荡中仍保有温情与秩序。
同时她也直言其缺陷:佛教慈善零散无体系、依赖临时捐赠与香火收入、缺乏长效运营机制,且带有明显的“积功德、求福报”功利性,加之僧人管理能力不足,慈善成效大打折扣。
六、佛教与基督教的跨宗教比较
立足西方文化背景,立德夫人以理性、客观、无偏见的态度,系统对比佛教与基督教,厘清二者核心差异:
1. 信仰本质:佛教为非神论,无创世主宰,佛是修行得道的觉悟者,而非神明;基督教为一神论,信奉唯一、全能、慈爱的上帝,视上帝为创世主宰与救赎者;
2. 救赎路径:佛教重自力修行,主张众生依靠自身持戒、布施、禅定、修行破除贪嗔痴,脱离轮回苦海,佛仅为指引者,无法替代世人修行;基督教重他力恩典,主张“因信称义”,信众依靠上帝的恩典与耶稣的牺牲获得救赎,无需依靠自身行为换取;
3. 慈善伦理:佛教慈善多基于因果业报、积累功德,行善带有明确的功利性,以求来世福报;基督教慈善基于“爱人如己”的神圣诫命,是无条件的无私奉献,不求世间世俗回报;
4. 社会取向:佛教偏向出世隐忍,强调断除尘世执念、追求来世解脱,对社会苦难倡导顺从忍耐,以劝善维稳为主,不主动参与社会改革;基督教强调入世担当,倡导“做光做盐”,积极投身教育、医疗、慈善,主动推动社会改良与文明进步。
她明确表示,不否定佛教的本土价值与慈悲内核,但更认可基督教在推动社会改革、女性解放、构建现代慈善体系上的现代性优势。

七、立德夫人对中国佛教的反思与建议
这是其佛教考察最核心的价值,她针对晚清佛教的沉疴弊病,立足时代发展,提出六大建设性改良方案:
1. 剥离迷信,回归佛法正信:彻底摒弃抽签问卜、符咒驱鬼、求财祈福等世俗迷信行为,摆脱功利化信仰,回归慈悲、向善、觉悟、利他的佛法核心,将寺院打造为道德教化、心灵修行的纯净场所;
2. 兴办僧学,提升僧团素养:建立系统化的僧伽教育体系,开设佛经、文化、礼仪、慈善管理、医术等课程,培养有学识、有德行、守戒律、有能力的僧人,重塑僧团宗教形象;
3. 规范慈善,构建长效体系:整合民间零散慈善资源,建立固定捐赠经费、统一组织运营、规范流程管理的慈善机制,去除“功德交换”的功利思想,让慈善回归慈悲利他的本真;
4. 摒弃出世,践行入世济世:走出深山古刹,摆脱消极避世的理念,主动融入社会,参与教育普及、女性解放、民生救助、风俗改良等社会事务,以实际行动践行慈悲济世;
5. 尊重女性,保障平等权益:摒弃“女性业障深重”的陈旧偏见,尊重女性的信仰与修行权利,完善尼姑庵管理,将其打造为女性教育、心灵成长、独立自强的平台,践行佛教平等理念;
6. 净化信仰,融合本土文化:与民间巫术、低俗迷信划清界限,保持佛法教义纯净,同时兼容儒家仁爱、道家和谐思想,实现佛教与本土文化良性融合、协同教化民众。
八、结语
立德夫人以20年在华沉浸式考察为根基,遍历南北佛教寺院、留宿古刹亲证宗教生活,以客观、细腻、理性的域外视角,完成了对晚清中国佛教全方位、深层次的系统研究,而她对佛教的理性反思与建设性改良建议,是其观察成果的核心价值所在,既精准切中晚清佛教发展的沉疴弊病,也为中国佛教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域外思路。
作为近代西方少有的无偏见观察者与文化传播者,她以多部纪实著作,向西方世界全面、真实、立体地呈现了中国佛教的社会功能、宗教风貌与文化内涵,打破了此前西方对东方宗教的刻板、片面、偏见化认知,搭建起中西宗教文化平等对话的桥梁。在她之前,马可·波罗、利玛窦等西方人虽也曾记录中国宗教,但内容碎片化、带有传教或政治功利目的,而立德夫人以民间视角、长期实地调研,首次系统向西方展现中国佛教的独特异域风情与社会价值,兼具国际性视野与人文关怀。
她始终以包容、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佛教,既不盲目吹捧,也不刻意贬低,在肯定佛教安抚民生、维系秩序、慈善济世的本土核心价值的同时,直面其与时代发展相悖的弊端,为佛教的现代化转型指明方向。其考察记录不仅是研究晚清中国佛教社会史、宗教慈善史的珍贵一手史料,更成为近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,为后世跨宗教对话、宗教现代化发展,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与恒久的价值。